“文学陕军”和“西部影视”是中国当代文艺史上的重要现象，也是陕西文化强省建设中的两个重要文化品牌。但二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关联并在发展过程中有着复杂的互动关系，而这种互动关系的开始不得不从路遥的小说《人生》谈起。
　　路遥小说《人生》热销与获奖后，很多电视台和制片公司与路遥磋商要改编成影视。但是，对于改编影视，路遥是相当谨慎的，他曾在给王维玲的信中坚定地谈到“我不‘触电’”。当然，这种坚决的态度让他摆脱了很多纠缠，但并未打消他的影视梦。
　　当时西影厂的吴天明看完小说后就觉得“这就是我要拍的东西，这就是我经历过的生活，我想为巧珍、高加林们，为现实中那些和自己血肉相连的乡亲们呐喊几声”。但是，当时《人生》的改编权已被一家大电影厂拿走并筹备开拍，而这已是铁定的事实。不料，吴天明倔了起来，硬生生地要从人家“锅”里抢来《人生》这碗“饭”。吴天明立即托人找到路遥，在西安一个小旅馆里，两个老陕兴奋地聊了一通宵，都激动得睡不着觉。吴天明称“我俩相似的经历，对这部作品的定位简直是‘不谋而合’，路遥被深深地感动了，觉得只有老陕拍，才能拍出这部戏的精髓。”后来，吴天明邀请路遥一起去故事发生地体验生活，一路上两人畅谈所见所感。吴天明更觉得自己跟路遥在心灵上很相通、很默契，创作时谁想怎样处理，互相都能理解。最终，在吴天明的努力下，西影厂拿到了《人生》影片的改编权。
　　这样，路遥亲自担任电影《人生》的编剧，吴天明担任导演，开始筹拍起电影《人生》。《人生》上映后掀起了又一轮的“人生”热潮。该片主题曲演唱者冯健雪回忆当年情景：“《人生》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而长久的反响。当时各大影院连演40多天，每天要演5场，场场都爆满，很多人看一两遍根本不过瘾，要反复看好几遍。”电影《人生》获得了观众和专家们的好评，先后获得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中的多个奖项，也成为中国第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候选影片。
　　《人生》拍完后，摆在百废待兴的西影厂面前的是将来拍什么，西影厂的方向往哪走。吴天明就从北京请了一批专家开研讨会来出主意。吴天明称“在座谈会上，钟惦斐看了《人生》以后他很激动，认为像陕北这个包着白羊肚手巾的这种陕北老农，披着羊皮袄，拿着放羊铲的这种老农，陕北的农民，他的形象，未必没有拿破仑威武，他说西影厂，你应该开掘西影厂自己的特点，自己的题材，他说，我就把这叫做中国的西部片，说你们西影厂，如果确定了你们的创作方向，你朝着这个方向，打出西影厂自己的特点来。这个话一下把我点明了，我们地处大西北，那我不把这个东西作为我片子的，西影厂的一个特点，那我这个厂我是乱打一气，什么都拍，没有重点，没有主攻方向，那肯定搞不好”。
　　正是在《人生》的启发下，吴天明领导下的西影厂开始在“西部影视”上下功夫，支持陈凯歌拍摄了《黄土地》，筹拍了《老井》《红高粱》《双旗镇刀客》《大话西游》《天地英雄》等西部影片。由此，西影厂成为了全国电影制片单位中第一个在国际A级电影节获得最高奖项，获国际奖项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影片出口量全国第一。西影的电影因此实现了中国电影与世界影坛的对话。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电影《人生》开启了中国电影的一个新时代，引领了中国电影走出国门走向世界。
　　而且从《人生》开始，“文学陕军”与“西部影视”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生》之后，贾平凹的《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五魁》等小说被改编为电影，路遥的小说《平凡的世界》被改编为电视剧，引起了社会强烈反响。近年来，由陕西文学改编的电影及电视剧《白鹿原》、电视剧《平凡的世界》、电影《高兴》、电视剧《装台》等一大批优秀影视作品均在全国引起了轰动，成为了“现象级”影视，让“西部影视”与“文学陕军”一起，推动着陕西文化这驾马车不断向前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