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雪
　　“书籍一下子出现，崭新，还有些湿润，像秋天栗子树下闪闪发光的落果。”诗人米沃什曾写下这样的诗句，赞美与书籍相遇的瞬间。
　　当2023年的新年钟声响起时，过去一年中的喜悦与遗憾都已成回忆，但不要忘了那些与书籍相伴的日子，它们在如斯逝去的光阴中刻下了一个个坚定的坐标，这是时代与人的交集，也是时光停驻的证明。书籍之于生活，一如诗歌里的咏叹，“但是书籍将会竖立在书架，有幸诞生，来源于人，也源于崇高与光明”。
　  在期待中，与一本好书相遇
　　许多书籍，在与人们碰面前，已独自走过了漫长的岁月——它们或许是沉睡在某层抽屉里的文稿，或许是某个档案馆里尘封的史料，靠着某位写作者数十年如一日的信念，或是某个研究者独到的慧眼，终于在某一天，化身书籍，与万千读者相遇。
　　2022年，许多来之不易的好书，跨越了万水千山，才抵达读者的身旁。
　　《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是一份迟到了35年的考古报告，作者是已故著名西域史专家侯灿先生。2019年，侯灿的夫人在家中发现了一个沉重的牛皮纸袋，上面写着“楼兰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时间定格在1987年3月。当年，这份考古报告曾因“缺纸”等原因无法出版，一度被遗忘，直到2022年才得以与公众见面。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玉麒说，楼兰考古报告的迟到，体现的是当时中国学术文化事业的落后状态。改革开放以来，学者强烈的事业心得到激发，但出书无门却是常态。这种状况，已彻底改观。
　　时光流转，考古文博类图书已是近些年图书市场的一大热门。2022年，仅敦煌主题的新书就不下十种。中华书局推出了《敦煌守望四十天》《敦煌山水画史》，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了《敦煌三书》《敦煌、敦煌——常书鸿自传》《敦煌的光彩》。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敦煌民族史》和中信出版集团的《敦煌如是绘》，图文并茂地讲述着敦煌的前世与今生。在出版市场上，这些图书一扫冷门绝学的清冷，颇具显学光彩。
　　“赵元任档案”在海外档案馆沉睡了数十年，20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46册《赵元任日记》及《好玩儿的大师——赵元任影记之学术篇》，颇受好评。据了解，“赵元任档案”多达12万件，是20世纪中西学术史的重要史料，其内容之丰富，保存之完整在同类档案中极为罕见。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馆长、“赵元任档案”主编之一周欣平介绍，1982年赵元任去世后，赵元任的家人把他的全部档案捐给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班克洛夫特特藏馆，但该馆并没有懂中文的档案管理和编目人员，使得这些珍贵的史料一直处于封存状态，“《赵元任日记》的出版只是第一步，在未来的数年里，我们将尽力把其他各个专题的赵元任档案陆续出版。”
　　2022年年底，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了“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成果展”，宣告历时17年的“中国历代绘画大系”文化工程即将结项，该项目先后出版《先秦汉唐画全集》《宋画全集》《元画全集》《明画全集》《清画全集》共计60卷226册，收录海内外263家文博机构的中国绘画藏品12405件（套），涵盖绝大部分传世国宝级绘画珍品，是迄今为止同类出版物中精品佳作收录最全、出版规模最大的中国绘画图像文献。
　　“大历史”中有时代的变迁，“小历史”亦是一个有情的“剖面”。如学者洪子诚在《寻常百姓家》一书的序言中所说：“《寻常百姓家》讲述的，就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特定的某些普通人的物质、精神的生活方式，他们的期待、向往，他们的成功与失败，他们的喜怒哀乐。”其实，这段话亦可作为2022年一些优质新书的注解。《陶庵回想录》也是这样一本书，该书是20世纪30年代“论语派杂志”编辑陶亢德的回忆录，撰写于20世纪80年代初，时隔40年才得以出版。这些回忆将读者带领到文坛的后台，有人看到历史卸去了妆容，也有人看到了普通人生命的载沉载浮。
　　岁末年终，常有各类年度图书盘点，总结一年的阅读生活。新书过眼，经典常驻。其实，当读书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每个人的眼中和心里都会有一份专属于自己的“年度最佳书单”。
　　在探索中，与书业一同前行
　　印刷文明汇入人类历史的大潮后，一直是一枚重要的指针，反映着不同时代的斑斓光景。书业从不缺少话题，它总是在喧哗的众声中寻找前进的动力。
　　纸质书还是电子书？这是一个问题，一个被反复讨论的问题。2022年年初，有媒体以《互联网时代，谁还需要纸质书》为题，再度讨论起了纸质书的价值与困境。无独有偶，2022年6月，亚马逊Kindle宣布2023年正式退出中国，停止在中国的电子书店的运营。这些新闻也让人们看到，我们可以走出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也许下一次，当人们谈论纸质书和电子书时，命题将会发生改变——如何善用媒介，回归深度阅读。
　　2022年“，回归阅读”还是直播间里的“流量密码”。三年来，线上活动、直播带货是出版业应对疫情影响的重要举措。然而，在转型探索中，盗版、劣质图书却充斥着各类网络直播间，阻碍着出版业的健康发展。年中，新东方旗下直播间“东方甄选”突然走红。新东方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直播间里卖的每一本书，团队都读过”。原来，在“流量为王”“渠道为王”的潮流下，内容始终不失其宝贵价值。而这，正是书业的“变”与“常”。
　　童书也是2022年的热门话题。
　　纵观童书市场，进入21世纪后，童书出版一直是中国出版的“领涨力量”，创造了连续20多年年均两位数增长的奇迹。到2016年，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童书市场。然而，蓬勃发展的童书市场埋下了许多质量隐忧。比如，早在2020年年初就有网友指出，武汉某出版社的《动物小百科》对野生动物有不当表述：“果子狸全身都是宝，它们的肉可以吃，是我国历史悠久的‘山珍’。”上海大学教授谭旭东认为，童书频频出现质量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儿童文学、童书推广过度商业化，但我国童书市场总体仍是向好的。童书市场20多年高速发展积累了许多亟待深入探讨的议题，童书质量大讨论则让这些议题集中呈现在大众面前：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儿童文学，如何缓解家长的阅读焦虑，童书分级阅读如何开展，童书出版如何兼顾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事实上，肯定成绩与直面问题并不相悖。未来，童书领域仍需要更多理性、专业的讨论。
　　2022年，是我国古籍事业发展的重要一年。一系列的政策与规划绘就了今后15年全国古籍工作的宏伟蓝图，明确了重点方向、重点任务，安排部署了一批重大工程、重点项目，包括《永乐大典》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敦煌文献系统性保护整理出版工程，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古籍部分）、国家古籍数字化工程等。2022年，众多古籍工作者感叹：“我国古籍事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在历史中，聆听文明的重音
　　100年前，上海棋盘街四马路一带，新式书肆报馆林立，这里是著名的“文化街”。100年后，人们频频回望百年前这一重要坐标，谛听文明的重音，从历史中汲取力量。
　　回望峥嵘来时路，那些重要的出版历史，不仅是各出版社的“家史”，也是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篇章——
　　1897年2月，商务印书馆成立。作为中国现代出版业中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并称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1912年1月，陆费逵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将“开启民智”作为出版宗旨。如今，“中华图书”已成为传统文化图书善本、定本的“代名词”；
　　1932年7月，邹韬奋、胡愈之和徐伯昕等人在战火硝烟中创立生活书店，出版进步书籍杂志，宣传先进思想文化。90年里，“竭诚为读者服务”的“三联精神”代代相传；
　　1952年，外文出版社成立。70年中，始终牢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使命和担当，用3万多个图书品种、近5亿册的发行量，筑起了对外出版的高地。
　　百余年中，创业者从未远去。“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的张元济，志在“国家进步、教育进步、书业进步”的陆费逵，始终“竭诚为读者服务”的邹韬奋……他们的初心使命历久弥新。
　　“回顾现代出版的历史可以看到，唯有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贯彻其间，出版事业才会有较大的发展。”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曾在《试论现代出版与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中提出“现代出版参与了现代文化的创造”这一命题，指出“如果当时没有开明、北新、良友、文化生活、海燕这样一批体现知识分子人格的出版社，那么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将会被改写。如果没有商务、中华、亚东这样一批出版社，现代文化史也将会被改写”。
　　现代出版翻开了历史重要的一页，经典图书如涓流赴海，翻涌起时代的浪潮。而出版背后的故事，亦是一部重要的文化史。
　　2022年年初，中华书局原执行董事徐俊的新书《翠微却顾集——中华书局与现代学术文化》，吸引了出版界和文化界太多同人的关注。书中详细记录了众多中华经典图书的出版故事，重点回顾了“二十四史”点校整理与修订出版的历程，被誉为“一部重要的当代学术文化史料集”。
　　11月上海书展期间，《生活书店会议记录（1933—1945）》（排印本）正式发布，生活书店保存相对完整的会议记录首次以排印本形式面世。这批长达12年的史料详尽记录了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充分展现了“逆流中的一个文化堡垒”的历史故事。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今日的记录终将成为明日的历史。而明天，永远是一个新的起点！
　　（据《光明日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