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一名男子在钓鱼时钓到人工增殖放流的长江鲟，随后将其放生。此事再一次将“人工增殖放流”带入公众视野。近年来，针对长江鲟、胭脂鱼、中华鲟等濒危鱼类的人工增殖放流一直在继续，但根据近日发布的《长江水生生物资源与环境本底状况调查（2017—2021）》，长江内鱼类资源总体上有显著恢复，但濒危水生动物数量仍有待提高。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研究员危起伟介绍，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理念和长江十年禁渔政策的指导下，濒危水生动物野外种群恢复迎来了重要窗口期，恢复濒危水生动物野外种群当下较为可行的方式仍是人工增殖放流。如何利用好这个窗口期，继续推进濒危水生动物人工增殖放流工作？
　  保证放流效果还应加强基础研究
　　人工增殖放流中需要的技术一般包括濒危鱼类的繁殖、养殖与追踪，而基础研究一般指对濒危鱼类生活史的研究。前者解决的是这些鱼能否繁殖出来的问题，而后者则解决濒危鱼在放流后能否活下来、活得好不好的问题。因此，只有基础研究做到位了，才能保证放流效果。
　　危起伟认为，我国目前已经能够较成功地人工繁殖、追踪监测水生动物，人工增殖放流的技术难题已经基本解决。“现在技术上没什么难题了，需要加强的是基础研究。”
　　具体来说，首先要加强对水生动物生活史的研究。比如，洄游性鱼类具有早期生活史阶段印迹行为，成熟后有精确导航的回归机制。这就要求科学家对洄游性鱼类的放流地点、时间、规格等进行精确确定，否则这些鱼放流后无法洄游，会导致放流无效。
　　此外，更应该注重论证放流鱼类是否具有完整的生活史条件。这是一个系统的工程，需要综合考虑产卵场、藏匿地情况，索饵场状况，饵料丰富程度，以及洄游通道和越冬、越夏场是否存在。
　　令危起伟感到欣慰的是，得益于有效宣传和群众科学素养的提高，人们对水生动物放流的关注度已经有了很大提升，水生动物放流的社会影响力也在不断增强。“有了政府和社会层面的重视，就更应该增强对放流工作的基础研究，科学指导放流工作，避免盲目放流和无效放流。”
　　放流鱼类需实现野外繁殖
　　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大部分濒危鱼类的人工繁殖技术，人工诱导雌核发育技术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仅靠增殖放流就能保证濒危物种的延续性。危起伟介绍，在某种鱼类数量过少，或者在某种鱼类已经停止野外繁殖的条件下，人工增殖放流是防止其灭绝的有效方法。
　　对濒危鱼类进行人工增殖放流的目的，是要在保种的基础上恢复这些鱼类的自然种群，进而恢复生物多样性，最终恢复生态环境。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这些鱼类在自然环境下不断繁衍。“如果一直人工繁殖某种鱼类而没有野外种群的基因补充，这种鱼将基因单一化，出现各种健康问题的风险将会增加。”危起伟说。
　　研究表明，当全人工放流达12代时，如无自然繁殖补充，放流种群就会开始退化；到人工放流的第18代，种群就将崩溃，导致无效放流。因此若想达到放流目的，就要让放流鱼类在野外繁殖，避免因人工繁殖过多子代而造成其遗传多样性下降。
　　科学理论的指导要贯穿放流全流程
　　保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人类自身。水生动物增殖放流需要科学的指导，更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共同努力。
　　危起伟介绍，科学理论的指导应该贯穿于放流的全流程。在放流的实施阶段，要先放流1—2个生活史周期，以便充分评估生态容量和放流需求。在放流策略上，要充分考虑谱系丰富化，选择适宜的亲本。在培育鱼苗时，要采取适宜的方式，需要环境丰容，用原产地或出生地的水源。同时，放流规模要符合水生动物生活史特点，不宜过大。放流地点一般要选择在水生动物产卵场下游附近，放流的时间和方式也要充分考量。
　　放流效果的监测同样必不可少，增殖放流必须进行标记。当前主流的标记方式有物理标记、化学标记、耳石的自然温度标记等，要根据鱼类的特点、生活环境特征等选择最合理的标记方式。根据标记，科学家可以进行放流效果评估，如研究被放流鱼类种群增加比例、放流的遗传贡献和对生态系统的贡献等。
　　保证濒危水生动物增殖放流效果需要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关注。“现在有很多人在放生水生动物，这本身是一个善举，”危起伟说，“但是放生要与人工增殖放流相结合。”危起伟呼吁，不要放生外来种和遗传改良种，并逐步建立苗种培育供应链，适当野化苗种，避免放流杂交种，以防止基因污染。“科学家应该为公众科学放生提供引导和培训。”他说。
　　（据《科技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