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孩子长大以后的理想生活，就是成为一名主播，白天看视频，晚上打游戏。”家住北京市朝阳区的王琼（化名）说。她儿子小杨今年上初三，产生这样的想法源于他在某平台持续关注的“网红”主播。长大后想成为主播的未成年人不止小杨一人。天津市蓟州区居民胜玉超（化名）的儿子也有同样的“理想”——长大后想当最能吃的游戏主播。此外，受到网络短视频内容影响的还有未成年女生。（2022年12月26日《法治日报》）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日新月异，越来越多的具有参与性、互动性、传播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的新媒介融入未成年人的日常生活，成为其接收信息、学习、休闲娱乐、社交的重要途径。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这些新媒介的使用和基于新媒介而形成的一些亚文化，也不免对青少年的价值观产生影响或误导。比如，一些短视频在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内容产品的价值输出上可能存在单一化问题，让未成年人更多去注重财富、名气和外表这些外在价值取向，而降低其对个人成长等内在价值的关注度。在这样的环境下，久而久之，导致一些孩子长大以后的理想是成为一名“网红”主播也就不难理解了。
　　不过，虽说财富、名气、外貌本身是中性价值，追求这些价值本身也是正常的，但如果未成年人在使用网络媒介时集中于这些价值观，看不到个人成长、热心公益等其他价值观，那么，其结果恐怕也是不妙的。首先，单一的价值目标，必然导致单一的人格与品性；其次，无论是财富也好，名气也罢，抑或外貌，这些毕竟都是外在的东西，过于看重这些外在的东西，显然对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不利。
　　可见，要想一些未成年人的价值观不被一些短视频扭曲，除了学校要经常开展“三观”教育，家庭要加强对未成年人使用网络媒介行为的管控，关键是作为平台企业不能只将眼光集中在吸引流量、赚取利润等商业价值和资本利益上，而要更加关注数字内容的价值导向。尤其是不能将算法推荐服务应用到未成年人身上，不仅如此，还应该尽可能地让孩子看到更多元的信息。在此前提下，各平台企业要充分发挥其社会责任，加强行业自律，给未成年人提供优质数字内容，主动构建清朗的网络空间，对未成年人价值观形成积极的引导作用，助力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水平提升。
　　当然，除了平台企业加强自律，自觉履行社会责任之外，也要依法加强对网络平台的治理，实行他律。比如，根据我国法治社会建设规划，应尽快出台专门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法规等，形成系统性、整体性规范体系，依法鼓励平台企业积极探索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让算法支撑优质数字内容的推送、支撑多元价值观内容的推送。如此，类似长大想当网红主播的现象一定会得到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