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村里学校任教时，娘就特别挂心学校的事。我每天放学回到家里，娘就会给我说学校里哪个老师今天打学生了，谁今天没去学校上课去街镇上赶集了……
　　娘说的这些话，都是她在村里干活时听人说的。听了娘说的话，我在学校里教书就更用心了。
　　在学校里，我教的学生大多是我们生产队的孩子，他们都与我熟悉，也亲近我。每当黑夜降临，我家的小屋里就特别热闹，那些孩子们拿着书本来我家做作业，问这样那样的问题。煤油灯下，孩子们围成圈，我辅导着他们认生字、读课文、做计算题。
　　娘看到活泼的孩子们，脸上挂上了笑容。灯光暗了，她就用手上做活的针，把灯芯挑一挑，屋里就亮堂多了。这时，娘走进灶间给孩子们烧开水，还给他们一个一个倒上。然后，娘就轻手轻脚地走到墙角的暗处，摸着黑，坐在那儿小心翼翼地做手里的活儿。
　　到学期末了，新课程进行完了，各年级先后进入了复习阶段，学生们的作业都能自己完成，也就没有了学生来家里让我辅导。娘就问我，山娃，这些日子，咋没有学生娃来了？是你骂他们了，还是他们都学懂了？没有问题了？我告诉娘这是学校的教学安排，孩子们现在都进入复习阶段，没有了不懂的问题。
　　白天，娘下地干活；天黑了，她回到家做着没完没了的家务活儿。娘要强，自从爹病逝后，她就里里外外支撑着这个家，她能做的活儿，绝不让我去做。每当我伸手要帮她时，她都会说，快去看你的书；教书的人，书看多了，才能教好那些孩子。娘没有进过学堂，没有文化，但她羡慕有文化的人。我们村里能开药方的董先生，村学校教书的程先生，娘都特别敬重他们。在农活大忙的时节，先生们家里有活了，娘总是抢先去干。
　　“庄稼种不好，一季子；孩子教不好，一辈子。”这是娘对我说的。娘说，村里人在一起干活时，不少人都当着她的面夸赞我，说我教书用心，耐得烦，爱咱队上的娃娃。娘说，她听了这些话，比地里多打了几袋粮食都高兴呢！娘又说，你们教书就像我们种地一样，是个良心活儿，时间久了，就能看出结果了。
　　在我任教的第三年初冬，不知道为什么我回到家，娘很少与我说话了，她把煤油灯放在自己面前，不肯让我用。我跟她说学校里的事儿，她也默不作声。
　　“娘，你身体哪儿不舒服吗？”我急切地问。
　　“我是心里不舒服。”娘甩过来一句话，“我问你，村上的小虎、小花、满堂、翠玲、强娃都来咱家了，咋不见来生家的小儿子小龙呢？”娘似在审问我。
　　我告诉娘，小龙见我就害怕，他不敢来咱家。
　　“那他学习咋样？”娘追问着。
　　“不咋样！”我老实回答娘。
　　“那不行！”娘放下手中的活儿，冷坐了半天，没有说话。
　　我也没敢抬头，沉默了许久。终于，我把憋在心里的话说出了口。小龙他爹把咱家祸害得不轻，他们家大人心里有愧，小龙每次见到我，手都在发抖，他哪里还敢来咱家。他自己能学成啥就是啥呗。想起小龙爹张来生那丑恶的嘴脸，我都咬牙切齿。
　　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的一个冬天，一场漫天大雪过后，生产队里要求男劳力清雪扫路。小龙爹张来生和我爹被安排在村子北边的那条大路上扫雪，要把通向南北村路上的积雪扫开以方便大家出行。扫雪时，张来生耍奸溜滑，不好好干活。我爹是个直性子，看不惯他偷懒，就狠狠地批评了他。在把路扫通后，我爹就离开了。张来生气愤不过，就使出坏招，在雪地里写了几条反动标语。被人们发现后，他就诬陷说是我爹写的，把我爹告到了公社，害得我爹被冤枉批斗了好多天，受尽了折磨和侮辱。每每想起这件事，泪水都在我眼眶转着圈儿。
　　“人这一辈子，一阵风一阵雨的，那些恩恩怨怨的仇恨过去了就永远过去了，别刻在心上。忘记了就淡了，淡了就想开了。”母亲认真地说。
　　那天夜里，母亲没有跟我聊学校的事。她吹灭灯，躺在土炕上翻来覆去不停地叹息着。
　　第二天放学后，我特意把张来生的小儿子小龙留下来，把他的几门功课认认真真地检查了一遍。结果让我很吃惊，他的学习情况比我想象的还要差，平时的作业大多都是照抄同桌的，数学的基本运算法则都含糊不清。
　　那天晚上，我就把小龙领回了家。娘把煤油灯的灯芯拨了又拨，在亮堂的灯光下，我从第一单元开始重新为小龙补课。我告诉他，课堂上听不明白、弄不懂了，你就及时向老师提问。
　　夜深了，我准备送小龙回家。打开门，只见黑漆漆的夜色里，小龙他爹来生端端地站在我家的场院里……
　　几年后，张小龙初中毕业考上了市里的一所医学中等职业学校。毕业后他成了乡村医生，在家乡救死扶伤，守护乡亲的健康。现年已五十岁的张小龙，去年被省卫生部门授予了“最美医务工作者”荣誉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