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为1986年，路遥(左二)、贾平凹（右二）、白描（左一）与和谷（右一）在西安。

　　我珍藏着两方篆刻印章，是一位叫冯东旭的朋友为路遥先生刻制的。一方上书“秀延狂夫”，一方是路遥的生肖“牛”。从篆刻艺术上讲，这两方印算不上上品，但作者对路遥的推崇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在路遥处，还有不少他刻制的印章。
　　今年整理旧物找出了这两方印，把玩擦拭，睹物思人，心中不免生出无限思绪。屈指一算，路遥离开这平凡的世界已经三十个年头了，今年十一月十七日，是他的祭日。“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唐人韦应物的诗句此时正是我的感叹。路遥你在哪里，三十年的沉睡，一定消除了你前半生的疲惫与困乏，该站起来走进我们中间，拿起你的笔，用你的雄才和智慧再写一部《非凡的世界》。
　　我这人不爱攀龙附凤，虽喜好交友，只讲知心识趣，并不在乎其出身如何、名气大小，所以从延安到西安，认识路遥很早，但关系只能算得上一般。路遥是一九七六年延安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当时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任《陕西文艺》编辑部小说、散文编辑，《延河》复刊后任小说组副组长，到一九八五年他已经是陕西省作协副主席了。他的作品屡获殊荣，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成为陕西省有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大凡这样的人，一般都是很忙的。认识他但并没有多少往来，偶然相遇，也只是点头、握手，便又默默地各奔东西，各忙各的去了。
　　一九九零年，大约在冬季，我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的朋友陈泽顺有了新居，两室一厅，这在那个年代是相当气派的。这不但是他的喜事，也是文友们的喜事。因泽顺收拾出一间书屋，舒适无比而且极有气氛，再加上泽顺又做得一手好菜，所以好朋友便时常相聚，在那里不仅能饱口福还能海阔天空地神聊，真是个其乐无穷让人难忘的好去处。
　　陈泽顺是北京插队延安的知青，也是一位作家，和路遥是延安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有着几年不错的同窗之谊。泽顺毕业后分配到延安地区文艺创作研究室，任《延安文学》编辑，而我是八三年调到《延安文学》的，和泽顺成了同事。再加上那时《延安文学》的主编是曹谷溪，他和路遥交情也非同一般，我们那儿就是路遥在陕北的根据地。所以常来常往，自然也就成了非常好的朋友。后来我和泽顺先后又从延安调到西安，关系自然不同一般。
　　泽顺有了新居，我们便常去光顾，那段时间，路遥《平凡的世界》三卷本刚出版，正在热销中，新作品正在构思中。一部《平凡的世界》耗去他太多的心血和精力，再加上茅盾文学奖正在评选中，结果如何，他也没有把握，心中难免焦虑，人也显得十分疲惫。所以他抽空就到泽顺家，是逃避也是放松。泽顺家门的钥匙放在门外隐秘处，朋友们都知道，主人在不在家都可开门进入，看到吃的顺手放进嘴里，想喝，自己动手沏茶，什么东西放在什么地方和主人一样清楚。在朋友家能找到家的感觉，真好。
　　其实文人在一起并不谈文学，在这样的场合各自都显出自己的真面目，也喊也叫，也说山野村夫的粗话，也肆无忌惮地放极响的屁。路遥在生活上没什么讲究，就是爱抽红塔山牌香烟，爱喝雀巢咖啡。他说，抽烟为补脑、喝咖啡为提神。我也抽烟，一会儿工夫书房里便烟雾弥漫，要不是窗户上有大功率的排风扇，准能呛死人。陈泽顺不抽烟，爱嗑瓜子，而且极有水平，一颗瓜子扔进嘴里，噗！两张皮便吐了出来。路遥问：吃这补甚？泽顺说：补心！
　　一起吃饭的时候，路遥和我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把不小心掉在桌子上的饭粒、掉在地上的馍渣，不假思索地捡起来就放进嘴里。为此被泽顺笑骂为：脏怂！我们也知道，这不卫生也不文明，但就是改不了。路遥说：这是饥饿逼出来的习惯，无法改变。
　　这段时间我才从另一方面了解到路遥是一个善良、聪颖，具有超常幽默感，虽有着很大声望和众多崇拜者，但内心却极其敏感的人。我能够感觉到他内心的忧郁与孤独，我崇敬他，也同情他。他，不是一个幸福的人。常见他突然不言不语，目光毫无目标地定在一个地方，独自陷入沉思。他在想些什么、思考什么，我们从未问过，也就无从知晓，有时他就这样坐着睡了过去，鼾声大作。
　　路遥比我年长一岁，又同是陕北人，更巧的是我们的家庭结构相同，妻子都是北京知青，又都有一个女儿，而且同岁。他对我这个陕北大汉能说一口流畅的北京话，表示了极大的诧异，问我有什么方法没有。我笑而无答，因为我也不知道。
　　提到家庭关系，我们都不约而同地长叹一声，他小声给我说：北京人不好玩！我也小声表示赞同。我们相谈最多的都是女儿，有时说到动情处他便热泪横流，他说自己小时候受了不少的艰难，再也不愿让女儿再受任何的委屈。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所做的一切，大都是为了女儿。他要我多给女儿一些爱，说如今假的东西太多，但父女之情可一满是真真的。
　　和路遥实际意义上的交往，也就是这个阶段，没有高潮也没有波动，自然而又真实。他的房子刚装修好，我和陈泽顺到他家小坐，临走时他拿出一些印章让我欣赏。他说：“你爱写字，懂点儿书法，我一满解球不下（方言，全都不明白），你挑上两个做个纪念。”我就欣然从命，拿了这两方印珍藏至今。
　　再后来，一九九一年初茅盾文学奖尘埃落定，《平凡的世界》以排名第一获奖，路遥自然又是一番忙乱。紧接着，陕西人民出版社决定出版路遥文集，责任编辑就是陈泽顺，两个人忙到一块儿去了，我们便很少再见。然而还未等到他的文集出版，却得知他病重住院的消息，这个牛一样的陕北壮汉竟然躺倒住院，我颇感意外，也不敢相信，然而事实终究是事实。想去看看他，但他的病床前名人、要人不绝，挤不进去，只好将祈祷和祝愿埋在心里。
　　终于和泽顺有了一个看他的机会，此时的路遥已经消瘦得失了形，那双饱含忧患、但从来都是炯炯有神的目光，变得灰暗滞涩，直直地望着上苍，好像探究着什么。巨大的病痛已使他麻木，但那脸上呈现的却是对生命的无限留恋、无限渴望，让人震撼的表情。
　　他就这样走了，带着他的才华，带着他对平凡世界的眷恋与挚爱。三十年过去了，很多人都怀念他，这说明他不是个平凡的人。他去世后，有关他的回忆文章和传记多得看不过来。我有些茫然，总觉得他们写的路遥和我认识的路遥不是一个人。我知道这是一种错觉，但我无法改变。也许是我们的交往太平淡，没有闪光点吧。包括他送我的这两枚印章，也太过随意，没说什么发人深省的言语，也没有表达什么深刻的含意，就是两个普通人的普通交往。那一刻我们谁都没有想过，仅仅只过了一年，再见到他已是生死别离。
　　几年后陈泽顺调北京华夏出版社任总编，退休后去了美国。
　　人去物在，看着这两方印便时时想到他，伟人去了，凡人却活得好好的，想想真是一种罪过，也许说这话是一种矫情，却也是一种真实。我会永远珍藏这两方印，保留他老大哥的形象，保留记忆中的那点儿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