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k教授这学期的课程《建筑美学》有两个研究生在上。平时线下的课，师生聊得天马行空，都脑洞大开，收获满满。今年因疫情只能上网课。Mark教授使用了家里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用手机在工作群里回复，用电脑上课，同时用平板电脑和投影仪放PPT。为了应付督查和量化考核，他填了无数表格，还需要在临时生成的云平台上填写信息：在哪上，如何上，谁上谁听，课题概况，然后再把表格和信息分别发给研究生秘书、学院秘书、教学秘书，以及几个督导……他吐槽说这节云上的课，倒像是在龙卷风里上的，师生都战战兢兢精疲力竭。
　　令Mark教授苦恼的是，传道授业解惑是有意义的，但为啥附加了那么多无意义的工作？经济学家凯恩斯在19世纪30年代曾经预言，到20世纪末，高水准的机器自动化将取代大部分毫无价值的工作，人们一周只需工作15个小时，从而拥有更多自由时间去寻找人生乐趣，追逐生活的梦想。然而，现实发展却与经济学家的预言大相径庭，一项项技术集结起来，却变着法儿使得我们所有人更忙碌了。
　　人类学家大卫·格雷柏的书《无意义的工作》里举了很多无意义工作的例子，比如奈杰尔的工作，他需要扫描几十万张会员积分卡的申请表，在“无聊到出神”的工作中，他简直要祈求神灵，希望下一份申请表里有个错误，这项工作无人在乎，也完全无用，让他觉得好像在参加一场个人耐力赛，一场为了比比谁更能忍受无聊而举办的竞赛。罗伯特的工作是手动给成千上万份文件重新加标签分类，会编程的他把这个事情自动化，节省下来很多时间，但他不得不装作忙碌……他觉得自己这个岗位的主要功能就是坐在椅子上，使得办公室像个办公室的样子。这种无意义产生的精神内耗，就像韩剧《我的解放日志》里的社畜廉昌熙的台词：“每次萌生离职念头时，我都告诉自己至少要撑过暑假，既然如此，那就中秋假后再说。然后我又想，这样到了年底会很凄凉，春天也还算还可以忍受。最后就这样度过了一年四季。”
　　沈大成的小说《花园单位》里有一个人物：很多职场人身边都有这样的一位同事，“长得唯唯诺诺，喜欢点头”。他在工作的时候喜欢溜出去长时间散步，回来时心情好转，乐观开朗几个小时，随即又消沉下去，人们找不到他，就去单位门口的花园里找他，但他越来越难被找到了，同事看见他的影子闪现在小径上、树木背后，拿着文件喊他的名字，他不理。得派出腿脚快，心思机灵的人去堵截才能成功。这个一走进花园就变身叛逆老员工的同事，回到办公室，又变回那个有求必应的老好人。小说里的这位面目模糊的“同事”常年进行着严重的精神内耗，散步是他的麻醉剂，曾提供给他短暂的快乐，最终，“同事”将自己困在了花园里，变成了一棵树，每天发出无趣的、关于工作的呓语。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西伯利亚流放期间，提出一种理论：世界上最残酷的折磨便是强迫人无休止地做一件毫无意义甚至荒谬的工作。电影《最后的城堡》里典狱长折磨犯人的方式是，把一堆石头从一个地方搬到另一个地方，再马上搬回来。1901年，德国心理学家卡尔·格鲁斯有个观点，婴儿在第一次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能对这个世界产生可预测的影响时，会表现得异常开心，比如婴儿随机动一下胳膊，铅笔就动了，小婴儿会重复这个动作，每次看到铅笔动，他就很雀跃。这简单的发现背后有个强大的隐喻：按照自己可预测的方式对世界和他人产生影响是人的本能。相反，一旦被剥夺这种拥有力量的感觉，人类就什么也不是了。
　　识别一项工作是否有意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在《小王子》的故事里，一个星球上有个商人，他天天忙于收集星星并把它们存在银行里，小王子却认为收集星星这件事全无用处，也毫无意义，小王子对意义的理解是“我有一朵花，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我有三座火山，我每星期都给它们通一次火山口，连死火山也不放过。谁知道死火山会不会再变活呢。我拥有花和火山，我这样做对我的花有好处，对我的火山也有好处。可你对星星并没有好处……”前面提及的奈杰尔，他辞掉了期待错误就像期盼神迹一样无聊的工作，去做了一名水管工。我的理解是一项工作能够自我实现和与他人建立温暖链接，那就挺有意义的，比如治病救人的医生，或幼儿园老师，和各种可爱的孩子互动，抱抱那些哭泣的孩子，哄哄他们，看到他们绽放出花朵样的笑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