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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敬师之俗
冬季重要节日，当推冬至。冬至不仅是二十四节气中具有时令标记的节气，而且是与新年媲美的人文节日，有“亚岁”之誉，也称“冬节”“长至节”。时在阳历十二月二十一日到二十三日之间。这是先民独创的一项文化遗产。依照天文历法学的诠释，大雪过后十五日为冬至，这一天太阳经过冬至点，北半球白天最短、夜间最长，古代典籍将冬至称为“长日之节”。古人说：“十一月中。阴极之至，阳气始生。日南至，日短之至，日影长之至，故曰冬至。”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以及祖祢。其进酒肴，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可见从汉代起，冬至民间敬贺的对象扩大，不仅有天、地、君、亲，还有老师，冬至节日增添了新内容，赋予它更丰富的人文色彩。
把尊师敬老纳入治国方略始于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创办太学，置五经博士，作太学专门的教官。到东汉，光武中兴，汉光武刘秀是王莽新朝入长安学《尚书》的儒生，好经术，以“儒门正宗”自诩，于洛阳开阳门外重建太学。他儿子汉明帝刘庄，重视教育，尊师重道之风大兴。汉代太学尊师重道，除冬至敬师外，学生日常学习中必须严守师法或家法，传承老师的学说。那时博士讲经都是口头传授，凡老师所传授的，弟子所学习的一个字都不敢有出入，口授抄写，唯恐讹误，严格遵守老师的教授，不能有任何改变。所以西汉学校师生偏重于师法章句训诂，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只专一经，成一家之言，很少能兼通几经的。这就叫重师法。《汉书·儒林传》载，汉儒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因改师法就不能进太学当博士，而张禹重师法，入太学，当了教官。在学校，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东汉讲经，论述编注繁盛，各家支派多，自然重家法。
汉代敬师，还在太学举办尊师敬老之仪。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十月，太学隆重举办尊师敬老典礼。礼仪前，汉明帝选德高望重的李躬为三老，曾担任过明帝老师的博士桓荣为五更。选三老五更就是尊重年尊才高的知识老人。举行仪式时，先派遣使者驾安车到太学讲堂，迎接事先已在这里斋戒的三老五更，之后汉明帝亲自去迎接，待三老五更下车，向皇帝答拜，皇帝作揖回礼。宴会开始后，皇帝挽起袖子，割下祭肉，恭敬地进献于三老五更，宫廷乐队高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殿堂内外，轻歌婉转，气象肃穆，礼仪庄严。宴会后，李躬、桓荣去宫谢恩。
自从汉明帝确定以三老五更为中心的皇家敬老尊师后，历代王朝君主纷纷效仿，以这种方式作为实行理论道德教育的传统仪式。
汉代学童读书拜师以十一月为准。学生初见业师，必先奉赠礼物，以示敬意，称“束脩之礼”。《四民月令》载：十一月（冬至）“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汉代以孝治国，读《孝经》《论语》重视孝道，尊崇孔子，作为冬至敬师的重要内容之一。
冬至敬师最盛是宋代。据《东京梦华录》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这天开封城内，无论是官员，还是寻常百姓，穿新衣，摆设酒宴，祭祀先祖，向尊长、老师祝贺。冬至日，开封的大小官员穿新朝服，参加朝廷组织的团拜会，书院举行朝贺会，敬孔拜师。宋人把冬至看得跟过年一样重要。
汉代勃兴的冬至敬师新风，如一泓清流，涓涓而来，流入太学、州学、县学，也入了私塾讲堂。
唐武德二年（619年）于国子学建孔庙祭孔。明清时代州县立孔庙，亦称文庙，遍布各地的私塾，冬至敬师，不仅祭孔，还要拜师。以汉风唐韵文化遗风浓厚的陕西为例，关学宗师张载创立的横渠书院，弘扬关学的西安关中书院、三原宏道书院、泾阳陕甘味经书院、蓝田芸阁书院等地方学校都有拜师活动。关中地方县志留下了各地私塾拜师记录。如清道光《咸阳县志》载：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咸阳县各乡镇私塾在这天进行祭礼活动，家长或拜访老师，或设家宴热情招待老师。清宣统《泾阳县志》说：清末溥仪宣统年间（1909年—1911年）泾阳县冬至日设盛宴谢师。三原、泾阳是关中人文荟萃之地，每逢冬至举办敬师会。在一些地方志民俗资料中，记载民间冬至敬老敬师之俗颇为醒目，丁世良、赵放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载：山西虞乡等县，冬至另有一番情景，“各村学校于是日拜献先师。学生各备豆腐来献，献毕群饮，俗呼豆腐节。”地域不同，各地敬师之仪，不尽相同。冬至正是农闲，有些地方敬师仪十分隆重，督学要带领家长和学生，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入校慰问老师，督学手端方盘，盘中放四碟菜、一壶酒，还有核桃、枣等土特产，入校后，让学生向孔子像叩头，再向老师叩头请安，学生家长向老师作揖问候，送酒菜土特产。学生为老师打扫房间，之后，大家围坐一起，督学、家长与老师喝酒，老师还分给学生每人几个核桃、枣，气氛热烈，呈现出一片节日喜庆的景象。
教师以传授知识为业，知识能改变命运。许多穷乡僻壤的幼童入学，痴心读书，改变了命运，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回首往事，老师启迪后学之功岂能忘。每逢佳节，恩难忘，情难舍，天地为纸，江河为墨，也写不尽对恩师的感谢之情。
东汉崔寔《四民月令》：“冬至之日，荐黍羔。先荐玄冥，以及祖祢。其进酒肴，及谒贺君师耆老，如正旦。”可见从汉代起，冬至民间敬贺的对象扩大，不仅有天、地、君、亲，还有老师，冬至节日增添了新内容，赋予它更丰富的人文色彩。
把尊师敬老纳入治国方略始于汉代。汉武帝独尊儒术，创办太学，置五经博士，作太学专门的教官。到东汉，光武中兴，汉光武刘秀是王莽新朝入长安学《尚书》的儒生，好经术，以“儒门正宗”自诩，于洛阳开阳门外重建太学。他儿子汉明帝刘庄，重视教育，尊师重道之风大兴。汉代太学尊师重道，除冬至敬师外，学生日常学习中必须严守师法或家法，传承老师的学说。那时博士讲经都是口头传授，凡老师所传授的，弟子所学习的一个字都不敢有出入，口授抄写，唯恐讹误，严格遵守老师的教授，不能有任何改变。所以西汉学校师生偏重于师法章句训诂，不允许对义理内涵作自由发挥，只专一经，成一家之言，很少能兼通几经的。这就叫重师法。《汉书·儒林传》载，汉儒孟喜从田王孙学《易》，因改师法就不能进太学当博士，而张禹重师法，入太学，当了教官。在学校，西汉重师法，东汉重家法。东汉讲经，论述编注繁盛，各家支派多，自然重家法。
汉代敬师，还在太学举办尊师敬老之仪。汉明帝永平二年（公元59年）十月，太学隆重举办尊师敬老典礼。礼仪前，汉明帝选德高望重的李躬为三老，曾担任过明帝老师的博士桓荣为五更。选三老五更就是尊重年尊才高的知识老人。举行仪式时，先派遣使者驾安车到太学讲堂，迎接事先已在这里斋戒的三老五更，之后汉明帝亲自去迎接，待三老五更下车，向皇帝答拜，皇帝作揖回礼。宴会开始后，皇帝挽起袖子，割下祭肉，恭敬地进献于三老五更，宫廷乐队高唱《诗经·小雅》中的《鹿鸣》，殿堂内外，轻歌婉转，气象肃穆，礼仪庄严。宴会后，李躬、桓荣去宫谢恩。
自从汉明帝确定以三老五更为中心的皇家敬老尊师后，历代王朝君主纷纷效仿，以这种方式作为实行理论道德教育的传统仪式。
汉代学童读书拜师以十一月为准。学生初见业师，必先奉赠礼物，以示敬意，称“束脩之礼”。《四民月令》载：十一月（冬至）“命幼童入小学，读《孝经》《论语》篇章”。汉代以孝治国，读《孝经》《论语》重视孝道，尊崇孔子，作为冬至敬师的重要内容之一。
冬至敬师最盛是宋代。据《东京梦华录》载：“十一月冬至，京师最重此节。虽至贫者，一年之间积累假借，至此日，更易新衣，备办饮食，享祀先祖，官放关扑，庆祝往来，一如年节。”这天开封城内，无论是官员，还是寻常百姓，穿新衣，摆设酒宴，祭祀先祖，向尊长、老师祝贺。冬至日，开封的大小官员穿新朝服，参加朝廷组织的团拜会，书院举行朝贺会，敬孔拜师。宋人把冬至看得跟过年一样重要。
汉代勃兴的冬至敬师新风，如一泓清流，涓涓而来，流入太学、州学、县学，也入了私塾讲堂。
唐武德二年（619年）于国子学建孔庙祭孔。明清时代州县立孔庙，亦称文庙，遍布各地的私塾，冬至敬师，不仅祭孔，还要拜师。以汉风唐韵文化遗风浓厚的陕西为例，关学宗师张载创立的横渠书院，弘扬关学的西安关中书院、三原宏道书院、泾阳陕甘味经书院、蓝田芸阁书院等地方学校都有拜师活动。关中地方县志留下了各地私塾拜师记录。如清道光《咸阳县志》载：道光年间（1821年—1850年），咸阳县各乡镇私塾在这天进行祭礼活动，家长或拜访老师，或设家宴热情招待老师。清宣统《泾阳县志》说：清末溥仪宣统年间（1909年—1911年）泾阳县冬至日设盛宴谢师。三原、泾阳是关中人文荟萃之地，每逢冬至举办敬师会。在一些地方志民俗资料中，记载民间冬至敬老敬师之俗颇为醒目，丁世良、赵放著《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华北卷》载：山西虞乡等县，冬至另有一番情景，“各村学校于是日拜献先师。学生各备豆腐来献，献毕群饮，俗呼豆腐节。”地域不同，各地敬师之仪，不尽相同。冬至正是农闲，有些地方敬师仪十分隆重，督学要带领家长和学生，敲锣打鼓，浩浩荡荡，入校慰问老师，督学手端方盘，盘中放四碟菜、一壶酒，还有核桃、枣等土特产，入校后，让学生向孔子像叩头，再向老师叩头请安，学生家长向老师作揖问候，送酒菜土特产。学生为老师打扫房间，之后，大家围坐一起，督学、家长与老师喝酒，老师还分给学生每人几个核桃、枣，气氛热烈，呈现出一片节日喜庆的景象。
教师以传授知识为业，知识能改变命运。许多穷乡僻壤的幼童入学，痴心读书，改变了命运，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回首往事，老师启迪后学之功岂能忘。每逢佳节，恩难忘，情难舍，天地为纸，江河为墨，也写不尽对恩师的感谢之情。